随着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科技人员呼吁已久的问题，均将在短时期内予以解决——市委、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人才“30条”）。对科技创新一线人才而言，“放权松绑”，将是“30条”带来的最大利好信号。

    科技创新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上海要打造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能够集聚人才几何、人才又能释放活力几分，直接影响到科创中心建设的成色。同样早已形成共识的是，能不能充分创造条件，让各类人才“近者悦而尽才、远者望风而慕”，让各类人才“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不仅关乎科创中心建设的成果，更关系到上海这座城市长远发展的动能。

上海早已提出建设“国际人才高地”的目标，在不断强调“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同时，人才也始终被称作上海发展的“第一资源”。而这个“第一资源”，一度也是上海的一块短板，至今仍在某些方面成为创新发展的掣肘——要“择天下英才而聚之”，把方方面面“最牛”的人引到上海，有些时候仍是难事；而业已留下或在此成长起来的人才，却受着种种体制机制或观念瓶颈的束缚，以致施展不开创新的手脚，甚至因此而选择离开，更令人倍感扼腕和焦虑。

“体制机制瓶颈”说来宏大，但对科研人员来说，往往是在最细枝末节处的陈规陋习，给了创新以“致命一击”。譬如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因公出国时间、经费，理所当然。但科技创新有其自身的规律，“担任领导职务”的专家学者，也还有与“领导干部”不同的身份和需求。忽略这些需求，“一刀切”地照搬既定政策，便过于简单化。

不止一位科技界“大佬”曾经抱怨，由于身上有那么一点“行政级别”，出国开会、学术交流都受到影响。更不必说科学家们为了经费报销同财务的“缠斗”，或者本来就有很强的英语和计算机操作能力，却还要为“职称考”浪费时间——如此这般，显然与科技创新规律逆向而行，科研人员的“创造活力”，自然无从谈起。

向创新主体放权、为创新人才“松绑”，就是为创新活力解开不应有的枷锁。而在人才引进、落户、流动、管理等方面推陈出新，更是促使活力迸发的先决条件。早在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就曾要求上海建设科创中心过程中要牢牢把握“集聚人才大举措”；如同自贸区改革力推“贸易便利化”一样，为创新人才提供“创新便利化”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亦是上海孜孜以求的目标。

也正因此，2015年上海推出《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即俗称的人才“20条”，作为科创中心建设的第一个配套政策，一度引风气之先。一年多实践下来，人才“20条”解决了不少常年的积弊，但仍留下了不少待解问题；一些政策在一线人才中的“获得感”，亦有再提升的空间。人才“30条”正是在此语境下应运而生。作为人才“20条”的“升级版”，新政不仅要填补原先政策存在的短板缺憾，并根据科技人才的最新需求提出最新对策，更旨在强化“集聚人才的大举措”的初心——为人才和用人主体“增动力、添活力”，进而让各类创新人才近悦远来。

自然，看待人才“30条”，同一年前看待人才“20条”一样，不宜仅限于一条条具体政策及其包含的红利——政策红利当然至关重要，但对上海而言，通过制度创新带来的改革红利，更值得长久关注。人才“30条”本身亦是一份改革的答卷，除了提供了一些明确的解答，它也同样提出了面向全社会的考题：要真正打造一个“创新便利化”的人才环境，我们还需做哪些努力？                    

 【来源：解放日报 发布日期：2016-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