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教授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演讲

　  （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负责安泰智库——中国发展研究院的工作。主要社会兼职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主要关注的学科领域是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服务经济与贸易。出版有《跷跷板上看天下》、《人本精神：经济学人的告白》、《走进公共社会》、《谁来关注利益失衡》、《美国病，中国病》等。）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着眼于现实需求，更要通过供给创新的不断试错，创造新的需求，并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

　　对于创业创新，经常是“退出”比“进入”更重要，做起来也更困难。好的“退出”机制和“进入”机制一起，构成创业创新环境的重要构件

　　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自提出之日起，就是和企业家精神画等号的。企业家精神具有主体意义，进而在创造财富和就业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和根本性作用

　　上海要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具备的条件很多，但如果给这些条件一个整体观照，那就是生态系统建设。　　

　　生态系统原本是一个描述自然界的概念。由于其连接了主体和环境，并特别强调二者间及主体间的关系与协同，所以现在被用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人类劳动是最基本的主体活动。从（市场）经济生态的视角来看，民间创业则是原生态意义上的主体活动。科创中心的内涵或源头活水，就是创业创新，更准确地讲，就是内在创新的创业、基于新技术研发的创业。所以，建设与之匹配的生态系统，决定了科创中心建设的效果，乃至最终是否可能成功。　　

　　从“进入”看主体建设　　

　　关于科创中心的主体建设，或者说创业创新主体建设，可以问这样一组问题：谁来创业创新？他们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在哪里创业创新？投入来自哪里？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创业者开始“进入”的阶段。这里，主要涉及创业者、新创公司（start-ups）、孵化器和投资人。

　　如果说在技术进步缓慢或商品短缺的年代，创业者敢于冒险就可能成功，那么，在今天这个技术变革迅速且商品全面过剩的时代，能够并敢于进行创业试错的人，一般都要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现代大学除了具有与研究机构相同的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功能，同时，它们无疑还有一项责无旁贷的新使命，那就是培养创业创新人才。这是解决创业创新的“人”从哪里来这个最为首要的问题。　　

　　为什么要动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因为创业创新需要试错。创新试错为“对”的概率很低，为“对”的“人”总是小众，所以，使更多有能力的人愿意出来试错，这是创业创新最为基本的前提。时至今日，越是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大学，在创业创新教育方面就越是走在前列。美国是世界上一流大学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实行创业创新教育最早、最成功的国家，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创业创新教育的成功者和领跑者。以色列的希伯来、特拉维夫和海法理工等几所大学，德国的慕尼黑工业大学都在创业创新教育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当地的创业创新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我国的创业创新教育起步较晚，可以说还没有系统的做法，更没有成功的经验。但问题还不在于此，而在于现行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并不适应创业创新教育的发展，所以，在创业创新驱动的倒逼下，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体制深化改革，才能使中国的大学承担起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重任。　　

　　创业者通过组建新创公司，开始创业创新生涯。最为典型的新创公司以研发新技术为使命。在美国的硅谷和波士顿，以色列的硅溪（从特拉维夫到海法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云集着一大批研发新技术的新创公司，它们所从事的就是内在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的创业。为什么说以新技术研发即技术创新为使命的新创公司是最为典型的创业公司？话要从需求导向和供给创新的关系说起。在市场经济国家，过去很长时间，需求导向是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它的优点是比较可靠，缺点是有滞后效应。然而，在现今社会，需求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常态，中国也不例外。其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需求更多地表现为潜在需求，也就是说，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中，越来越多的需求是由他们的潜在需求转化而来的。上述两个特征都表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要想在这一格局的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着眼于现实需求，更要通过供给创新的不断试错，创造新的需求，并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谁在这个试错和转化中得到先机，谁就能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进而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考虑到需求导向的缺点，考虑到动态的技术进步和企业家精神，那么，供给创新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新创公司成为创业创新生力军的主要理由。　　

　　对于从事技术创新的新创公司来说，孵化器和风险投资是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今天的孵化器主要不是场所的概念，而是各种服务的提供是否完善、是否配套的问题。例如，对于“互联网+”的创业，就需要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在内的现代信息技术服务，所以，基于创业服务平台的创业成为一个热点。在我看来，创业服务产业的发展将逐步成为孵化器、加速器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地方政府以前在这方面的作用。　　

　　风险投资应该是创业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本身又相对独立，介于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通道，就是风险投资产业，这恰恰是我们现在的“软肋”。即便在金融业相对发达的上海，也存在风险投资产业发展不足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也要向以色列学习。以色列人均风险资本投资在全球最高，它的新创公司几乎都可以获得风险投资。其实，这个背后也是市场选择。因为在以色列狭小的市场上，基于供给创新的创业，一旦成功，会在全球范围内创造新的需求，或转化潜在需求为现实需求，而从事基于现有市场需求的创业大多是没有机会的。在我国，尽管基于现实需求的创业创新还有一些机会，但现实需求的饱和是很快的，最终有生命力的，是供给创新——创造新的需求，实现潜在需求。　　

　　从“退出”看环境建设　　

　　这里的“退出”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与“进入”对应的“退出”；其二是与“环境”对应的“退出”。　　

　　与“进入”对应的“退出”，是指创业者或新创公司的“退出”。它们为什么要有“退出”的通道和机制？这是因为，其一，它们创业创新的价值需要体现和实现；其二，它们需要扩大规模或再创业的资金，“退出”往往是为了更好地“进入”。经验表明，对于创业创新，经常是“退出”比“进入”更重要，做起来也更困难。好的“退出”机制和“进入”机制一起，构成创业创新环境的重要构件。因此，这里的环境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讲“进入”和“退出”的机制，以及二者间的对接。　　

　　好的“退出”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入”机制。譬如，创业的“进入”是由风险资本支持的，那么，它们的成果转化率，亦即产业化率就会比较高。硅谷和硅溪的经验表明，对于研发新技术的创业，风险资本的投资及其强度从根本上决定创业是否可能成功。2008年，以色列的人均风险资本投资是美国的2.5倍，是欧洲国家的30余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与绝对数相比较，以色列这个只有700多万人口的国家，吸引了近2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相当于英国6100万人口所吸引的风险资本或德国和法国合计1.45亿人口所引入的风险资本总额。这足以表明，以色列风险资本的充足和风险投资行业的发达，这也进而决定了以色列新创公司的数量和质量。　　

　　在以色列，新创公司有很高的“周转率”，也就是说，新技术研发成功后迅速地产业化，或在技术市场转让，或新创公司被大公司兼并，创新团队被“连锅端”，抑或在创业板上市。世界顶级的科技公司几乎一半都有过收购以色列人创立或者正在营运的研发中心的经历，单是思科一家公司，就收购了9家以色列的公司。巴菲特曾以45亿美元买下了一家以色列的公司。除美国之外，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多。由于新创公司都是在风险资本的投入下开始创业的，风险资本投资的机制就决定了新创公司创新成果的“退出”机制或产业化机制。　　

　　与“环境”对应的“退出”，是指政府的“退出”，也就是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这是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创业创新环境建设的“重头戏”。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退出”表现为“三部曲”：第一部，退出政府创业。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基本没有民间创业，都是国家创业，具体表现为政府创业，如政府建钢铁厂、纺织厂和化肥厂等，创造财富，安排就业。第二部，退出政府干预创业。在体制转型时期，政府对创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审批上，即民间的创业项目要经过政府审批，在许多行业创业都要经营许可。本届政府以来，大规模取消行政审批和许可，降低创业门槛，是一项深得民心的工作。第三部，政府营造创业环境。事实上，政府出于什么目的、用什么手段营造创业创新环境，也表现了不同的观念和体制性因素的影响。　　

　　在营造创业创新环境的问题上，政府需要做什么？基础研究的规划、组织和投入需要政府介入，对于这一点，一般不存在异议。还有就是知识产权保护。这首先是一个立法、司法的问题，政府还要加强必要的监管。除此之外，好像该政府做的并不多。以此反思，就会发现，我们政府确实管得太多了，应该适当“退出”。过去，政府做了不少产业化的组织工作，但得不偿失的比重很高。在产业化方面，政府进入应该有一个刚性的原则，那就是，一旦有了营利模式，开始营利，政府就要着手逐步“退出”。比如，政府不是不可以搞孵化器、投入风险资本，但是，一旦孵化器和风险资本营利了，政府就应该退出。这是一条国际经验，也被许多实践证明有效。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产业化的组织者是且只能是创业者、投资家和企业家。科学家的发现、工程师的发明，都是他们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产业化的核心问题是连接供给和需求。如上所述，在当下，有效需求不足、供给能力过剩几成常态，需求亦更多地表现为潜在需求，因此，主要依靠需求导向的经济运行机制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供给创新、供给创造需求往往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这进一步表明，创新通常内在于创业活动之中，没有创新的创业是很难成功的。　　

　　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无论在科创中心形成的实践中，还是在既往创业创新的研究中，我们都可以发现，非经济因素，如思想观念、文化氛围和精神力量，对科创中心、创业创新，以及它们的生态系统建设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对于创业创新，我们的思想观念还有跟不上时代要求的问题。举一个例子。在我们的就业统计中，创业属于自谋职业，还不是一个标准的职业选择，而在以色列或其他发达国家，进军高科技领域，成立一家新创公司，已经蔚为年轻人的一种时尚和追求，成为标准职业道路中的一个重要选择。尽管创业成功的概率在哪里都很低，但只要尝试过、努力过，失败也是值得的。这就不难发现，这里是精神力量在起作用。有效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一般都具有集群效应。集群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是以创新为根基的创业公司和专注于新技术研发的风险资本，另一方面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如各种学科、领域之间的大胆融合；又如，良好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再如，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发展目标和共识。这些东西形成了创业创新的文化氛围。　　

　　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自提出之日起，就是和企业家精神画等号的。企业家精神具有主体意义，进而在创造财富和就业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和根本性作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有活力的创业创新，首要的因素就是企业家精神。在不同的国家，受制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现行体制等因素，企业家精神确实有强弱之分，但它是普遍存在的。通过改革和制度设计，使创业创新环境更加有利于创业者、企业家的试错，一方面会激励更多人愿意出来试错，另一方面，也会提高他们试错为“对”的概率。由此，将壮大创业者和企业家的队伍，提高就业增长、经济增长，促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有人说，没有必要把创业者看得那么高尚，他们是冲着利益去的。不可否认，人们的任何经济活动都与利益有关，创业者有利益动机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创业者试错的过程中，利益往往很骨感、很缥缈，倒是精神的执着和坚定，是实实在在的。精神有天赋的因素，如风险偏好、崇尚自由等；也有后天环境的倒逼，如资源稀缺、环境恶劣（这一点在以色列尤为凸显）。这些天赋和倒逼往往在精神强大的创业者、企业家身上得以彰显。也就是说，精神变物质，精神反作用于物质，乃至精神决定物质，是需要条件的。在几乎每一个成功的创业案例里，都无例外地看到创业者、企业家的坚忍和坚持，他们曾有无数放弃的理由，但他们始终都没有选择放弃。　　

　　成功创业对创业者特质的要求是多元的，如风险偏好、领导才能和性格坚强，而且，现今时代创业项目的复杂性大幅度提高，所以，与个人创业相比，团队创业成为更加普遍的创业形式。然而，团队创业看似可能提高创业的成功率，但是，实际效果却不尽然。这是因为，团队创业有一个成员间合作的难题，尤其是在创业小有斩获时，成员间发生分歧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此就会影响到项目的推进和成功。所以，对团队创业而言，团队精神尤其是团队主要成员的团队精神，就成为创业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从文化角度研究经济增长不能说是一个热门，但已经有一些经济学者涉足。其中一个角度就是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企业家精神与文化，尤其是与宗教的关系，是这一课题的切入点之一，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马克斯·韦伯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中，资本主义精神起了什么作用，其源泉又在哪里，是韦伯关注的焦点。　　

　　国际公认的韦伯研究专家斯蒂芬·卡尔伯格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写了一篇“导读”。在这篇“导读”中，卡尔伯格就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思想做了一个梳理。他写道：“尽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常被理解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甚至对我们今天世俗的、都市的和工业的世界的起源提供了说明，但其目的实际上远比这更为谦虚。韦伯希望阐明现代工作伦理和物质成就取向的一个重要来源——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存在于‘入世’的功利关切和商业精明之外的领域中的……韦伯坚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讨论必须承认这一核心的宗教源泉。”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更为谦虚”和“之外的领域”这两个提法，从中可以发现，韦伯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是有原则性区别的）其实就是职业精神，包括企业家精神、创业创新精神，产生的是激励的作用；他所要承认的“宗教源泉”的背后就是新教伦理，就是清教徒的禁欲主义，产生的是约束的作用。　　

　　韦伯使用排除法，试图证明新教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比较案例的考察，他坚信，资本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非经济的和非政治的根源，亦即文化的根源。这一结论并没有错，但新教伦理是否是唯一的源泉就另当别论了。尤其是职业精神的传播，并成为职业群体普遍的行为操守，肯定是不能由新教伦理作为唯一解释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创业创新的过程，韦伯的思想恰好从一个侧面印证，精神力量对于创业创新的成功经常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来源：解放日报 发布时间：2015-09-21】